中国有实力和责任争取引领国际规则-《WTO经济导刊》

中国有实力和责任争取引领国际规则


访谈嘉宾: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刘敬东


人物简介:

刘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2015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巨大进步起步于改革开放,入世作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具体步骤,更加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变化”。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刘敬东多年来一直深耕中国法治建设理论研究。在他看来,WTO作为一套文明的国际法治,对中国的对外法律体系建设,甚至整个社会主义法治都有影响,“值得终身研究”。

刘敬东的博士生导师是被誉为中国“杰克逊”(GATT之父、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的WTO法学家赵维田,正是在接触WTO之后,刘敬东说自己才体会到国际法真正的魅力,“WTO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推理,而且是拥有‘牙齿’的规则,WTO一个裁决可以让一个国家改变立法,力度太大了。”

这种国际视野和在法学领域的长期研究也让2015年刘敬东的新身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更值得期待。从研究机构走向法治工作部门,法学专家学者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创新一步。

入世强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变化

《WTO经济导刊》:作为中国入世的见证者和研究者,您认为入世15年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变化?

刘敬东:第一个方面就是,入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入世前后,我们清理了大量的国内法律法规,特别是那些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据我所知可能是三千多部或者件。这在世界上也都是少见的,我觉得也是要载入史册的。入世后这15年,我们也根据WTO相关协定条款的变化,以及WTO案件进展的情况,来调整或者修订法律,使其更加符合WTO规则,更加进步。

另一个就是WTO要求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必须是透明的。中国入世后,透明度的原则,不仅仅在贸易领域已经得到了贯彻落实,在其他的领域当中都得到了贯彻落实,而透明度又是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个方面,中国入世对于中国认识国际法,感受国际法,运用国际法,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推动。WTO同一般的国际法不一样,多边贸易体制之下,有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15年下来,我们在这方面从原来的小学生,现在成长为一个大学生。这个过程历尽艰辛,但现在中国已经和美国、欧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参与方。而且我们运用包括WTO规则在内的国际法规则来推理、论证我们国家的一些措施与WTO规则相符性这方面,有很长足的进步。

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入世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一个历史性的推动作用。中国如果没有参加WTO,很难在国际经济领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发言权,更谈不上后来在国际治理中,比如G20杭州峰会上的发言权。

《WTO经济导刊》:入世给中国带来这么多变化,与WTO本身的特质密不可分。那么您觉得WTO规则的精髓是什么?

刘敬东:WTO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和核心的规则体系。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怎么保证这个核心目的的实现呢?就是法律规则。为什么有人会说WTO法是国际法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原因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而WTO真正赋予国际法以牙齿。它有一套“报复”体制,让败诉的成员一方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套体系保证了WTO体制运转得非常好。

《WTO经济导刊》:面对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现状,WTO本身应该如何与时俱进?

刘敬东:我对WTO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多边体制是维护和推动国际经贸发展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当然WTO也不是说没有它的弊端,比如,在投票权上,它采取的是成员方一票、集体协商一致制度。如果一方反对,协议就形不成。当然,这个制度原来体现了一个广泛的民主,但是在效率方面现在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现在WTO的多哈回合谈判,为什么迟迟不结束?跟这个投票体制有直接的关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建立发回重审制度,法律推理应更加精细化,限制上诉机构的一些权力等等。我觉得WTO应该对这些合理化建议吸收采纳,推动自身的体制完善,适应新世纪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这是必要的。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支持者、捍卫者

《WTO经济导刊》: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WTO以及其他国际舞台上,怎么更好地发挥作用?

刘敬东:中国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捍卫者。因为我们认为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体制,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优惠,而且是普遍性的优惠。坚持多边性,对于防止霸权、以大欺小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在坚持多边体制原则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积极开展区域性和双边性的合作。两条并行不悖的路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推动区域性的或者是双边性的体制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即补充完善多边体制;克服它的消极作用,就是形成小集团、小的利益团体。这样才称得上是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和主要的领导之一。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一方面要立足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密切关注国际法的热点问题,比如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如何推进,WTO规则体系在新世纪当中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对于法律体制的影响,互联网法律规制等等,创新性地提出中国的观点。而且要用各种机会,运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来向国际上发声,让世界来了解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观点。在这方面,中国的国际法学界任重道远。

《WTO经济导刊》:我们注意到您对环境和人权问题十分关注,这似乎和贸易联系不大,您为什么会对这两个议题如此关注?

刘敬东:WTO不是人权论坛,在这里解决不了或者不能彻底解决国际上存在的人权问题。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也符合WTO本身的性质。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与贸易有关的人权问题,比如武器出口、钻石出口、象牙出口、野生保护动物出口等等,以及人类生命健康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平衡、保护问题,都与贸易有关。

国际环境法也没有争端解决的机制,靠什么既发展世界经济,又注重环境保护?WTO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所。怎么用它的规则?WTO现在有一些环境规则,但不够完善。WTO上诉机构有几个大的案子,如果通过司法造法,创制一些环境规则出来,会非常管用。

我相信人权和环境问题恐怕是以后多边贸易体制要面临的两大问题。这是从战略性、国际规则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要做全球规则、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就必须注重发展的趋势是什么,然后做前瞻性研究。

《WTO经济导刊》:我们也注意到,关于贸易规则的竞争也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您怎么看这种竞争?

刘敬东:国际法规则并不是为某一个强权服务,而是为各国服务,为人类服务的,必须符合大家普遍的利益。

我们要争取成为一个规则引领者,因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实力,也应当承担起引领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责任。不存在跟某个国家在规则制定方面是对抗的。

“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以法治化为基础

《WTO经济导刊》: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您曾特别提出要法治化。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刘敬东:“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一项伟业,但是它需要一定的保障。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法律规则保障的,不论是战略还是发展规划,恐怕都会遇到很大问题。有法律规则保障就可以为“一带一路”创造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环境。

《WTO经济导刊》:具体来看,法治化里面有什么内涵?

刘敬东:第一个国际的方面,就是要建立一套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而形成的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投资条约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格局的体系。中国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是WTO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方了,我们在开展合作当中,也应当共同遵守已经参加的这些多边的国际条约。有一些国家是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的成员方,也要遵循这样的条约,这就是多层次的。再一个我们也要推动尚未与中国签署贸易投资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做到规则明确,遵守共同的贸易投资规则。这就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家有规则可循,争端有途径可以解决。

另一方面国内的司法也要发挥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都不同,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司法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要推动“一带一路”各国法院之间的交流、合作,让大家了解沿线各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了解各国的争端解决解决方式。在沿线各国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判决或者仲裁裁决,能够得到顺利、有效的执行,这会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营造一个非常放心、非常稳定的营商环境。

责任编辑: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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